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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自我-隋洁老师在trends in cog sci上提出的新观点

在Trends in Cognitve Science最近一期中(Volume 19, Issue 11),有Sui & Humphreys的一篇文章,题为:The Integrative Self: How Self-Reference Integrates Perception and Memory。

在这个综述中,Sui & Humphreys整合最近几年的工作,提出一个关于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的观点:自我参照就像胶水一样,让“粘”上这个胶水的信息变得更加容易加工。

什么是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自我参照效应这个词在心理学中出现得算是比较早。开始时,它用来描述如下现象:对与自己有关的东西,人们的记忆会更加牢固。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如果让你记忆一系列的形容词,如果我让你在记忆时候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词是否能够形容我自己?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要比想去认真回想这个词本身的意义记忆更加深刻。

当然,说到自我(self)这个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弗洛伊德将自我进行三分的理论(本我、自我和超我);也可能会提到美国心理学之父William James关于身体自我、心理自我和精神自我的三分法;或者将自我分成作为 主体的我和作为客体的我。这些将自我进行分割的观点,往往基于对社会行为的观察(比如问卷数据)。而自我参照则从更加细微的角度(信息加工的取向),来研究是否有一种统一的“我”的存在,不管是身体的、心理的还是精神的自我,均是同样一个“我”,这个“我”,影响着我们如何认识世界。

虽然人们很早就在发现了自我参照在记忆中的效应,但是这种效应的机制还并不很清楚。Sui & Humphreys的主要贡献,在于进一步去寻找这种自我参照效应在记忆以及其他认知活动中的作用。在方法上,他们采用了一新的自我参照手段:让实验的受试者将一个新的简单信息(比如简单的几何图形)与自我和他人进行关联。例如,实验中告诉志愿志三角形代表你自己、正方形代表你最好的朋友,圆形代表陌生人。然后让志愿者完成一个知觉上的匹配任务,即判断屏幕上出现的图形与文字是否符合刚刚学习的这种关系(sui et al., 2012)。这样就可以比较代表自己的图形与代表他人的图形在反应时和正确率上的差异。

通过一系列的实验,他们使用这种新的自我参照方法研究了包括健康的儿童、年轻人和老年人以及脑损伤患者在内诸多人群。非常一致地发现,自我参考能够调节我们对外界信息的加工。基于这些结果,他们提出了整合的自我(integrative self)模型。


这个模型可以用上图来进行解释。其中,黑色的线表示的是,刺激1和刺激2可以被知觉、被存储到记中并且会影响到决策,而知觉、记忆和决策相互之间也是可以影响的。但自我参照可以改变刺激1和刺激2加工的过程。更加具体来说,跟自己有关的信息在知觉上得到更快的加工,会被记忆得更牢。从脑功能上讲,自我参照可以增加一些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

看了这个介绍可能觉得不过瘾,可点击左下角的链接去看全文,或者留下邮箱,免费提供发送pdf全文服务。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熟悉这些,以及为什么我如何热衷地宣传此文。我不会告诉你Sui是我的导师之一。

参考文献:

Sui, J., He, X., & Humphreys, G. W. (2012). Perceptual effects of social salience: Evidence from self-prioritization effects on perceptual match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38(5), 1105-1117. doi: 10.1037/a0029792

Sui, J., & Humphreys, G. W. (2015). The Integrative Self: How Self-Reference Integrates Perception and Memor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9(11), 719-728 doi: 10.1016/j.tics.2015.08.015

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对人的影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于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发展的影响,也许是up-series,也许是香港科大那个叫做James的老师在MOOC上的历史课,也许是自己终于开始反思自己家庭背景。总之,觉得这个问题对单个的个体来说,还是有许多借鉴意义的。

正好,一个多月前在JPSP上看到一个这方面的研究,分析了长达11年的追踪数据。总的来说,这个结果非常符合真实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也对此特别感兴趣,想写成一个科普。于是后来就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研究的小科普文,发给了百度知道的编辑。没想到的是,百度知道的编辑正好处于转职期间,繁忙之下忘记处理这个小文了。我也自省可能是由于这个小文的结论过于真实而可能会引起攻击。后来,再把这个稿件润色一下之后,又发给了编辑,还是没有消息。于是我就转向果壳了,毕竟这个社区更加的熟悉。我尽力软化结论,但写出来还是给人以比较让人悲伤。同时也不太友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果壳的编辑对这个小文进行了一番润色,最终今天下午在果壳网上登出来了,又比我们之前的版本更加委婉,我对编辑的修改比较满意。毕竟,人艰不拆,即使要拆,也温柔一点。

以下是此文的链接:“逆袭”之路:家庭条件不足,认知能力来补

社会经济地位对人的影响一直都在,但是这个中国算是比较敏感。可能是陈涉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后,中国文化中就一直相信“寒门出贵子“这种信念。但近年来名校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越来越少,也引发了前几年南周“寒门无贵子”的评论。这一段时间,知乎上“努力就能上清华北大吗”这个问题又再度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都表明,其实中国的公民,都在关心社会底层是否有机会向上流动。知乎上,来自清华大学社科学院4字班本科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得到了最多的支持。她的回答揭示了大部分的真相:努力就可以上清华北大吗?

家庭背景的影响力非常之后,其实远超过了人格与认知能力的影响,但是我在“逆袭”一文中并没有提到。不是说这个文章没有报告结果,而是说明家庭因素的影响会更加让人觉得灰心。

记得港科大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相比欧洲和美国,中国大陆的阶层固化并不是最严重的。在所谓的“封建”时期,中国社会有科举制度保障了社会底层的优秀年青人直接进行上层的管理层。而当时的欧洲,底层基本没有任何机会向上流动时。不过在今天,这种不同阶层的流动性如何,我并不太了解,但根据观察和评价,似乎不太乐观。

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者,我能够做的,观察到事实的真相,怎么去改变这个社会,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引用自己之前两个相关的博文:

闰土的大脑

穷人家的孩子如何不输在起跑线上,基于家庭的认知训练

作为资料补充一个链接,关于贫穷是否有遗传性的: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1788598/

关于道德行为的七个真相,你知道吗?

注:本文以《关于道德行为的七个真相,你知道吗?》于2014.09.25首先发表于知道日报:http://zhidao.baidu.com/daily/view?id=2771

道德问题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道德绑架也一直是追求独立的人所力图避免的。哲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在试图去寻找道德的根源,想理解人类的道德观念如何发展出来、道德判断是如何做出来的以及不同的个体以及群体在道德体验上有何差异。

为了解人们在道德问题上的真实现状,心理学家们通常会采用一些想像出来的情境来考验人们。例如,他们让参与研究的人面临一个想像的道德两难困境:一辆失控的电车冲向5个人,唯一拯救这5个的方法是把它转上另外一个轨道上去,但是另一个轨道上有一个人会牺牲,你会把轨道扳过去吗?或者,他们会询问参加研究的志愿者:“一个人从超市买回来一只鸡,跟它性交之后把它吃掉,你觉得这个事情是道德的吗?”。通过这些研究,心理学家确实发现人们道德生活的一些重要现象,例如,政治上的民主派和保守派似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见乔纳森·海特(Johnathon Haidt)的《the righteous mind》)、情绪比理性更能决定我们的道德判断、以及道德许可效应(moral license, 当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情之后,会觉得自己得到了做不道德行为的通行证)。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真的有那么具有道德含义的行为吗?我们真的是像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吗?最近,德国科隆大学的心理学家霍夫曼(Hoffman)及其同事突破了传统心理学研究的限制,调查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道德行为的状况。他们通过社交网站招募到了1252名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成年人志愿者,通过手机的应用软件来随机在不同时间点提醒这些志愿者,让他们回答一系列道德相关的问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结果中,他们基本证实了先前实验室研究的结论,也揭示出了日常生活中关于道德行为的7个现象:

1.别人的不道德行为多

调查结果显示,在人们的个人日常交流中,更多地是去了解他人不道德的行为,而了解他人的道德行为要少得多。这个结果正好印证了2004年Dunbar提出来的关于八卦(gossip)的作用:人们之所以相互八卦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人的人品,从而避免那么喜欢搭便车而自己不付出的人。八卦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可以让人们有效地结成联盟。所以如何你做了什么坏事儿,不要奇怪人们会在背后对这些坏事进行相当有效地传播。

2.自己的道德行为多

在这个调查中,研究者问到了志愿者自己做的与道德相关的事件,志愿者对此问题的回答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自我偏见(self-bias):自己做的好事明显多于自己做的不道德行为。这个结果是社会心理学中自我偏见的一种:人们有意识无意识地更加关注于自己好的一面,而不是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一样去客观地观察自己。正如80%的人都觉得自己的智商高于群体的平均水平,相信自己做好事次数高于群体平均水平的人,也是远高于50%的。

3.政治立场可能决定你的道德视野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乔纳森?海特近十年的研究表明,人类的道德应该包括关爱/伤害、公平/不公平、忠诚/不忠诚、权威/服从、纯洁/堕落和自由/压迫六个维度,政治立场不同的人,对这些维度的重视程度不同:自由派会更加关注于公平/不公平和自由/压迫;而保守派则比自由派更加关注于忠诚/不忠诚、权威/服从和纯洁/堕落;在关爱/伤害这个维度上两派相似。霍夫曼等人的调查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发现自由派报告的道德行为中,与关爱/伤害、公平/不公平和自由/压迫较多,而保守派则更多地报告于忠诚/不忠诚、权威/服从和纯洁/堕落方面的道德行为。

4.宗教信仰不影响人们道德行为

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一直扑朔迷离,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杂志中占据很大的比例。但是,霍夫曼等人对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的所报告的道德事件进行比较之后,未发现他们在积极的道德行为上有显著的差异。但有趣的是,宗教人士在面对道德事件时经历更强烈的情绪体验,他们会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表现出更强的内疚、尴尬和厌恶,对自己做的道德行为则会更加骄傲和感恩。

5.做好事不增加幸福感,被做好事才行

我们教导小朋友做好事儿时通常会说:助人为乐。那么助人行为真的会让助人者 “乐”吗?没有这么简单。霍夫曼等人调查的结果显示,比起不道德行为,道德行为确实与幸福感相伴,但这种快乐并非在自己做好事最强,而是在被他人“助”的时候。但做好事确实有助于增加志愿者的目的感(sense of purpose)。要让人生充满意义,恐怕还是得多做好事儿。

6.道德行为会传染

道德传染(moral contagion),即将道德行为从一个主体传递到另一个主体,被许多人当作一碗美味的心灵鸡汤,也曾经激励过许多人行善。在霍夫曼等人的这个大规模的研究中,确实发现了道德传染的现象:当某个志愿者成为一个道德行为的受益者之后,他自己去做出类似善举的可能性会更大。这个调查可能告诉我们,做好事确实是可以传染的,不要吝惜你的善意。

7.道德行为会使坏

当你自己做过一件好事之后,你做坏事的可能性是否会增加?心理学先前的研究表明,确实会。这种现象被称为道德许可现象,即人们好像将善行当作自己今后做坏事的许可证或者免责牌。这个现象在霍夫曼所调查的志愿者身上也得到了印证:他们在做了一个道德行为之后,再做出好的行为的可能性就下降了,而做出坏的行为的可能性却上升了。

霍夫曼等人进行的这个大规模调查是社会心理学家尝试使用手机移动端进行研究的初步成果,引起了其他社会心理学家的高度关注。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的杰西?格雷姆(Jesse Graham)认为,霍夫曼的这个研究让道德的学术研究走出了实验室,是了解人们真正道德生活的一大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布雷恩?诺斯克(Brian Nosek)提醒我们对这个结果保持谨慎,因为毕竟这只是我们道德生活的“粗略草稿而不是精确的脚本”,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研究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去厘清。

参考文献:
Graham, J. (2014). Morality beyond the lab. Science, 345(6202), 1242. doi: 10.1126/science.1259500
Hofmann, W., Wisneski, D. C., Brandt, M. J., & Skitka, L. J. (2014). Morality in everyday life. Science, 345(6202), 1340-1343. doi: 10.1126/science.1251560
Benedict Carey (2014). In a Study, Text Messages Add Up to a Balance Sheet of Everyday Morality, New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4/09/12/science/a-window-into-everyday-morality-via-text-message.html

厌恶信息影响人们的法律判断

法律判断事关人们切身利益,因此进行法律判断时要求法官/陪审员尽量理性和客观。但要知道,人们往往并不理性。在面对一个具体的案例时,人们同样难以做到客观公正,一些看起来与案件事件无关的情况会影响到法官的判断(例如:法庭心理学:法官很苛刻,可能说明他饿了)。
法学家对这个问题也有过思考,例如坚持用经济学原则分析法律的联邦大法官、芝加哥大家的法学院教授Richard Posner在《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中曾提到了厌恶情绪会影响人们对案件的判断。
最近,来自杜克大学心理与神经科学系的Beatrice H. Capestany 和Lasana T. Harris采用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个观点。这个实验是一项神经成像的研究,但这里只说一下其行为的结果。
在研究中,作者们事先编写好了100个犯罪的情境,描述一个人进行了一个犯罪活动。这些情境分成两类:高恶心组和低恶心组。一个高恶心组的例子如下:
午餐休息时间,Rob Whitley看到了他老板在热狗摊边,于是他拿着一把剪刀走过去。首先,刺中老板一侧的颈部,然后是腰部,导致了受害者严重出血,住院治疗。
一个低恶心组的例子如下:
John Noel 在酒喝酒,看到前女友的新欢James。尽管John没有预料自己会在这里碰到James,但是还是把自己经常携带的枪从背后口袋里拿出来,准备射杀James,但是没的击中。
这 两个例子在美国都是严重的伤害他人罪,在联邦审判指南上具有类似的判刑等级。在每个情境最后,作者们还增加了一句话来描述这种行为的原因是由于心理的(人格特质)还是生物的(基因异常),用来操纵犯罪原因对人们结果的影响(这个因素的研究已经很多,这里也不详细说结果)。
实验中,当参与者躺在扫描仪中时,阅读每个情境20秒,然后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这个人在多程度上是有罪的?”从1-7进行评分。 
第二:“你会如何判刑?”也是从1-7,从无处罚到1~60天、2~12个月、2~4年、12~16年、20~25年和终生。
27名健康成年人参与了本次的实验。他们在fMRI扫描仪里完成了判断任务。
结果发现,当情境属于高恶心条件时,参与者给出的惩罚要显著高于低恶心的条件。与审判指南上给出的客观处罚相比,高恶心条件下更符合指南上惩罚,而低恶心条件则显著更轻。
厌恶信息影响人们的法律判断
厌恶信息影响人们的法律判断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受过训练的法律专业人士会不会更加理性一些呢?
Beatrice H. Capestany & Lasana T. Harris (2014): Disgust and biological descriptions bias logical  reasoning during legal decision-making, Social Neuroscience, DOI: 10.1080/17470919.2014.892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