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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自我-隋洁老师在trends in cog sci上提出的新观点

在Trends in Cognitve Science最近一期中(Volume 19, Issue 11),有Sui & Humphreys的一篇文章,题为:The Integrative Self: How Self-Reference Integrates Perception and Memory。

在这个综述中,Sui & Humphreys整合最近几年的工作,提出一个关于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的观点:自我参照就像胶水一样,让“粘”上这个胶水的信息变得更加容易加工。

什么是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自我参照效应这个词在心理学中出现得算是比较早。开始时,它用来描述如下现象:对与自己有关的东西,人们的记忆会更加牢固。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如果让你记忆一系列的形容词,如果我让你在记忆时候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词是否能够形容我自己?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要比想去认真回想这个词本身的意义记忆更加深刻。

当然,说到自我(self)这个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弗洛伊德将自我进行三分的理论(本我、自我和超我);也可能会提到美国心理学之父William James关于身体自我、心理自我和精神自我的三分法;或者将自我分成作为 主体的我和作为客体的我。这些将自我进行分割的观点,往往基于对社会行为的观察(比如问卷数据)。而自我参照则从更加细微的角度(信息加工的取向),来研究是否有一种统一的“我”的存在,不管是身体的、心理的还是精神的自我,均是同样一个“我”,这个“我”,影响着我们如何认识世界。

虽然人们很早就在发现了自我参照在记忆中的效应,但是这种效应的机制还并不很清楚。Sui & Humphreys的主要贡献,在于进一步去寻找这种自我参照效应在记忆以及其他认知活动中的作用。在方法上,他们采用了一新的自我参照手段:让实验的受试者将一个新的简单信息(比如简单的几何图形)与自我和他人进行关联。例如,实验中告诉志愿志三角形代表你自己、正方形代表你最好的朋友,圆形代表陌生人。然后让志愿者完成一个知觉上的匹配任务,即判断屏幕上出现的图形与文字是否符合刚刚学习的这种关系(sui et al., 2012)。这样就可以比较代表自己的图形与代表他人的图形在反应时和正确率上的差异。

通过一系列的实验,他们使用这种新的自我参照方法研究了包括健康的儿童、年轻人和老年人以及脑损伤患者在内诸多人群。非常一致地发现,自我参考能够调节我们对外界信息的加工。基于这些结果,他们提出了整合的自我(integrative self)模型。


这个模型可以用上图来进行解释。其中,黑色的线表示的是,刺激1和刺激2可以被知觉、被存储到记中并且会影响到决策,而知觉、记忆和决策相互之间也是可以影响的。但自我参照可以改变刺激1和刺激2加工的过程。更加具体来说,跟自己有关的信息在知觉上得到更快的加工,会被记忆得更牢。从脑功能上讲,自我参照可以增加一些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

看了这个介绍可能觉得不过瘾,可点击左下角的链接去看全文,或者留下邮箱,免费提供发送pdf全文服务。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熟悉这些,以及为什么我如何热衷地宣传此文。我不会告诉你Sui是我的导师之一。

参考文献:

Sui, J., He, X., & Humphreys, G. W. (2012). Perceptual effects of social salience: Evidence from self-prioritization effects on perceptual match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38(5), 1105-1117. doi: 10.1037/a0029792

Sui, J., & Humphreys, G. W. (2015). The Integrative Self: How Self-Reference Integrates Perception and Memor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9(11), 719-728 doi: 10.1016/j.tics.2015.08.015

p值的不稳定性

最近社会心理学领域,可重复性问题应该令大家非常心塞的一件事情。虽然直接重复是否真正有用是很有争议的问题,但主流的观点仍然是鼓励重复的。

但是,直接重复采用什么统计指标?这个关键的问题之前都被忽略。一个简单的想法是,直接重复应该重复出原来的效应,即以前显著(p < 0.05 ),重复实验也达到这个显著水平(p < 0.05 )就是重复。

但是p值真的是一个稳定的指标吗?最近Facebook上有研究者转Halsey等(2015)在Nature Methods上的文章,指出其实p值并不稳定。

Facebook上的这个研究者引用了文中的这么一句话:“Many scientists who are not statisticians do not realize that the power of a test is equally relevant when consider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hat is, when the null hypothesis appears to be untenable.” 也就是说,显著性检验,是需要与统计检验力一起考虑的。统计检验力低的检验,其零假设检验并不靠谱,p < 0.05也是很不稳定的。

而转引的这个文章,实质上就是解释p值的稳定性问题,即我们在研究中所期望达到 p < 0.05,实际上非常不稳定,抽样的变化就会导致p值的变化。然而,在研究的实践中,我们通常会误解p值的真正意义,一厢情愿地认为p <.05就是有效应的铁证。

从Halsey等(2015)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关于零假设检验的争议(p <0.05)以及方法学家们对这个方法提出改进的努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1994年,Jacob Cohen在The Earth Is Round (p < .05)一文中是如此开头的:After 4 decades of severe criticism, the ritual of 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ce testing—mechanical dichotomous decisions around a sacred .05 criterion—still persists. 也许,现在我们需要再加上两个十年。

对p值的最大误解就在于,我们认为它是二分的,p < 0.05 就是显著,p > 0.05就是不显著,即使p=0.06与p=0.04其实区别并不大。当年Fisher提出NHST时,是建议将p作为连续的变量来作为参考,但今天大部分研究者却把它当作一种二分变量来使用。

p值的定义是什么?Halsey等(2015)的定义认为,它测量的是反对零假设证据的强度。但是,当统计检验力非常小的时候,p值会变动非常大。在心理学研究中非常常见的是,一个研究的统计检验力之低,完全不足以让人完全其p值会是稳定的。

假定有两个总体,其均值相差为0.5:

 

但是,随机抽样四次,并不能保证每次都出现显著差异的结果:

之所以不同的取样会导致不同的p值,原因在于随机抽样可能抽到的是总体的不同部分,样本之间的差异不稳定。为了得到稳定的效应量,一个可取的做法是采用更大的取样。

下图是不同样本量下,effect size的CI区间,可以看出,即使在80%的power的情况下,effect size也并不是那么稳定。

 

换成p值,这个就会更加明显:当样本量很小,power很低的时候,p< 0.05的的可能性并不多,而当power是94的时候,才会好很多。

作者的建议是,不要单独使用p值,而是使用效应量+效应量的95%CI。

对于重复实验,如果原来研究中的p值就不稳定,那么重复实验p不显著应该也不奇怪了。

Reference:
Halsey, L. G., Curran-Everett, D., Vowler, S. L., & Drummond, G. B. (2015). The fickle P value generates irreproducible results. Nat Meth, 12(3), 179-185. doi: 10.1038/nmeth.3288

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对人的影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于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发展的影响,也许是up-series,也许是香港科大那个叫做James的老师在MOOC上的历史课,也许是自己终于开始反思自己家庭背景。总之,觉得这个问题对单个的个体来说,还是有许多借鉴意义的。

正好,一个多月前在JPSP上看到一个这方面的研究,分析了长达11年的追踪数据。总的来说,这个结果非常符合真实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也对此特别感兴趣,想写成一个科普。于是后来就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研究的小科普文,发给了百度知道的编辑。没想到的是,百度知道的编辑正好处于转职期间,繁忙之下忘记处理这个小文了。我也自省可能是由于这个小文的结论过于真实而可能会引起攻击。后来,再把这个稿件润色一下之后,又发给了编辑,还是没有消息。于是我就转向果壳了,毕竟这个社区更加的熟悉。我尽力软化结论,但写出来还是给人以比较让人悲伤。同时也不太友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果壳的编辑对这个小文进行了一番润色,最终今天下午在果壳网上登出来了,又比我们之前的版本更加委婉,我对编辑的修改比较满意。毕竟,人艰不拆,即使要拆,也温柔一点。

以下是此文的链接:“逆袭”之路:家庭条件不足,认知能力来补

社会经济地位对人的影响一直都在,但是这个中国算是比较敏感。可能是陈涉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后,中国文化中就一直相信“寒门出贵子“这种信念。但近年来名校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越来越少,也引发了前几年南周“寒门无贵子”的评论。这一段时间,知乎上“努力就能上清华北大吗”这个问题又再度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都表明,其实中国的公民,都在关心社会底层是否有机会向上流动。知乎上,来自清华大学社科学院4字班本科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得到了最多的支持。她的回答揭示了大部分的真相:努力就可以上清华北大吗?

家庭背景的影响力非常之后,其实远超过了人格与认知能力的影响,但是我在“逆袭”一文中并没有提到。不是说这个文章没有报告结果,而是说明家庭因素的影响会更加让人觉得灰心。

记得港科大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相比欧洲和美国,中国大陆的阶层固化并不是最严重的。在所谓的“封建”时期,中国社会有科举制度保障了社会底层的优秀年青人直接进行上层的管理层。而当时的欧洲,底层基本没有任何机会向上流动时。不过在今天,这种不同阶层的流动性如何,我并不太了解,但根据观察和评价,似乎不太乐观。

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者,我能够做的,观察到事实的真相,怎么去改变这个社会,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引用自己之前两个相关的博文:

闰土的大脑

穷人家的孩子如何不输在起跑线上,基于家庭的认知训练

作为资料补充一个链接,关于贫穷是否有遗传性的: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1788598/

高海拔攀登对脑结构影响的两篇中文文献

最近在找一些关于高海拔攀登与人的大脑和认知功能相关的文献,发现厦门大学的一个组发表过两篇中文的研究结果,其中一个是以2009年厦门大学登山队攀登珠峰的队员为受试者,有意思。

文献一: MRI观察极高海拔攀登者大脑皮质结构改变

【作者】 林建忠; 杨天和; 郑慈娜; 康泰山; 李晓清; 曾强; 王月琴; 林玉琳; 王建腾;
【机构】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磁共振科;

【摘要】 目的采用MRI观察短暂极高海拔探险所致大脑皮质结构改变。方法对28名健康青年在极高海拔登山前、后及1个月后随访进行常规T2W及全脑高分辨率三维T1W结构成像扫描,观察显著改变的脑区面积及其厚度,并应用Freesurfer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登山前、后及1个月T2WI均未发现异常;左、右侧大脑半球皮层总萎缩面积(平均萎缩率)分别为(3795.14±35.23)mm2[(9.33±3.19)%]和(2175.42±26.15)mm2[(6.49±2.76)%];左侧舌回皮层萎缩率与进入极高海拔持续时间呈弱相关,其余脑区则呈显著相关。结论攀登极高海拔可引起大脑皮质萎缩,以优势半球明显,主要见于前额叶。
http://vdisk.weibo.com/s/zecw3uN2xCXVw

文献二:探索高原登山的脑结构改变

【作者】 林建忠; 杨天和; 郑慈娜; 康泰山; 李晓清; 曾强; 王月琴; 林玉琳; 王建腾;
【机构】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磁共振科;

【摘要】 目的探讨一次短暂高原登山引起的脑结构改变。方法对15名厦门大学学生登山队员[男9名,女6名,19~23岁,平均(21.0±1.1)岁]分别于攀登珠穆朗玛峰前、后进行常规T2W及高分辨率全脑3DT1W结构成像;应用SIENA软件分别对登山前、后高分辨率3DT1W结构像进行全脑灰质、白质分割,计算体积萎缩百分率,并进行统计分析;对全脑进行基于体素的纵向脑萎缩评价,获取显著萎缩脑区。结果视觉观察,登山前、后所有登山队员常规T2WI均未发现异常,但脑灰质及白质体积均有明显减少,脑灰质萎缩百分率为(2.70±1.43)%,白质萎缩百分率为(1.43±1.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基于体素的全脑统计分析发现,萎缩脑区包括左侧额叶、胼胝体压部、双侧颞极、双侧枕叶距状沟周围及双侧小脑半球,以优势半球受损明显。结论高原登山运动可引起脑白质和灰质萎缩,且灰质萎缩更明显。
http://vdisk.weibo.com/s/zecw3uN2xCXP1

怎样的人更容易对同性恋产生偏见?

本文首先在果壳网发表:http://www.guokr.com/article/43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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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CEO蒂姆·库克最近公开了自己的性倾向。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就在于反对对同性恋这个少数群体的偏见。在自己的“出柜”宣言中,库克称自己作为一个同性恋,有幸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平等对少数群体的重要性。社会心理学长期关注人们对包括同性恋者在内的少数群体的态度。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可能与一些社会因素或心理因素相关。

情绪与道德判断

社会心理学家在涉及道德判断的研究中发现,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进行道德判断时并不是在理性地思考,而是根据自己的直觉和情绪状态进行反应,然后采用理性的推理为自己的直觉寻找合理的理由(Haidt, 2001)。

如果人们的情绪与直觉是由他人行为所引起的,那还勉强算得上是合适的。但研究者发现,即使人们的情绪变化是被其他事情所引起的,这些情绪也会影响人们对随后道德行为的判断。例如,普利茅斯大学的舒纳尔、弗吉尼亚大学的海特等人于2008年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上发表的研究表明,与控制条件相比,通过多种不同的方法诱发人们的厌恶情绪之后,人们对他们道德行为的判断会变得更加严厉(Schnall, Haidt, Clore, & Jordan, 2008)。其他研究小组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例如多伦多大学的查普曼(H. A. Chapman)研究团队2009年在《科学》杂志上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厌恶情绪会影响到人们的道德判断(Chapman, Kim, Susskind, & Anderson, 2009)。

越容易厌恶,越容易反对

那么,当人们对同性恋行为进行判断时,人们直觉和情绪状态是什么呢?据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观察,一些个体在谈论同性恋时通常会使用厌恶的口吻,也就是说,同性恋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厌恶情绪。

在一项关于人们对厌恶情绪的敏感性与政治倾向的研究中,来自多伦多大学的英巴(Inbar)、康奈尔大学的皮萨罗(Pizarro)和耶鲁大学的布鲁姆(Bloom)联合团队发现,人们的厌恶敏感性总体而言与政治上的保守程度相关,这种关系尤其体现在与性相关的态度上:越容易感到恶心的人,就越会对纯洁相关的政治话题,例如堕胎、同性恋结婚等,持保守态度(Inbar, Pizarro, & Bloom, 2009)。

那么,人们对厌恶情绪的敏感性(即容易恶心的程度)是否会直接影响与他们对同性恋的态度?2009年,英巴与其同事通过两个实证研究探索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人们的厌恶敏感性与其对同性恋的态度确实呈负相关:厌恶敏感性越高,对同性恋的态度越消极。并且这种对同性恋的消极态度不一定是外显的(Inbar, Pizarro, Knobe, & Bloom, 2009)。

为了进一步验证厌恶与同性恋之间的因果关系,英巴、皮萨罗和布鲁姆进行了实验室实验。他们随机将志愿者分成两组,一组进行实验时,实验室内放置了非常恶心的气味,而另一组进行实验时实验室中是一种不恶心的气味。志愿者分别在两个实验室中完成一项评分任务,对包括同性恋者在内的一批人进行多维评分,包括自己是否喜欢对方、对方是否值得信任等。他们的结果再次表明厌恶情绪与对同性恋的消极态度相关:在有恶心气味的房间里,志愿者对男同性恋者的态度会变得更差。但有趣的是,气味不会影响志愿者对女同性恋者的态度(Inbar, Pizarro & Bloom, 2012)。

除了英巴研究小组外,来自阿肯色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as)的研究人员也发现厌恶气味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亚当斯(Thomas G. Adams)、斯图尔特(Patrick A. Stewart)和布兰查德(John C. Blanchar)也进行了与英巴类似的实验,在志愿者进行实验的房间里放置不同的气味,同时测量他们的政治态度。他们也发现,厌恶气味会增加志愿者在政治上对同性的保守态度。被气味诱发的恶心感越强,他们就会越不赞成同性恋结婚的政策(Adams, Stewart & Blanchar, 2014)。

厌恶从何而来?

为什么厌恶情绪会对我们的态度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研究者们推断,这可能与我们人类的演化有关。

科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厌恶这种情绪。早在1882年,达尔文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就已经指出,人类的婴儿以及动物都能通过表情来表达出他们的厌恶情绪。多年之后,当情绪重新成为心理学家研究的重点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在考察全球多个种族和部落时也都发现了厌恶情绪,这促使他认为厌恶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绪。